車貸利率計算程式為何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求管理空間收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塑造中國經濟未來
⊙記者 宋薇萍 王宙潔 盧曉平
○編輯 谷子
在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在“十三五”開局之際，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是策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戰術安排。
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機遇與變革？就此話題，上證報記者邀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彭博經濟學傢陳世淵、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參與本期圓桌問答，共同探索中國經濟未來的支點。
上證報：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
賈康：中國經濟存在著十分突出的結構性問題，由不平衡向較平衡狀態作調整以及由被動的高代價平衡向積極主動較低代價的平衡作調整，勢在必行，而且變不均衡為均衡的過程，也是釋放潛力、激發活力、合成動力、打造“升級版”的過程，客觀上需要特別發揮供給側管理的結構調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給。
陳世淵：供給側可以理解為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對應需求側而言。現在的主要改革，比如國企改革、金融改革和政府改革，都是改善供給側。
張軍：供給和需求相對應，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發生在投入側而非產出側的改革。不過，供給側結構改革，最終還是要落到結構改革上。而結構是和總量相對應的，所謂結構，是指比例，結構改革最原始的意義就是通過比例的調整，實現改善效率的目的。
上證報：為何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賈康：目前中國經濟客觀需要供給升級，同時結構性分化過程正趨於明顯。相應於這番情景，過去側重總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手段的可用空間已經顯著收窄。在“新常態”下，投資尤其是政府常規投資的邊際收益率持續下降，國際需求低迷且不確定性明顯，國內需求方面的傢電、汽車、住房等大宗“耐用品”已基本走完排浪式消費的歷程，正在向個性化、多元化和對接“服務型消費”方向轉化，結構性的優化細分成為發展潮流和經濟成長性的新支撐因素。
中國新時期的增長動力構建，實為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與民主法制化發展過程由五大要素動力源合乎規律地優化重構而成的混合動力體系。結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這幾個要素方面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與供給抑制，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約，釋放經濟社會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追求後來居上的現代化，為成功實施趕超戰略，在政府職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識地把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互緊密結合，而且尤需做好供給管理。
陳世淵：一般周期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比如減息和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在潛在增長率到一定的時候通過刺激需求端實現經濟的平穩增長，攤平經濟周期。但是，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於長期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所以要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僅靠需求側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須通過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來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就是改善供給側。
張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和結構改革的方向更需要在增量上做文章，比如說增加某些領域的投入，光靠財政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正確的途徑是政府要放開這些領域的準入，讓民間資本能參與到這些領域的投資當中，讓民間資本分享回報。
也就是說，結構改革看起來是要提高某些領域的比例，但其實是政府要在這些領域進行體制改革，讓準入更加便利，讓更多社會資本能參與投資，甚至主導投資，而且政府要確保民間資本在這些領域的投資能有合理回報。這就需要體制改革。
上證報：如何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賈康：我們從原來貨幣政策的“從緊”和財政政策的“穩健”搭配，轉入“新常態”下的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搭配之後，堅持有所區別地對待“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支持深化改革等領域，運用結構性對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進相關機制創新改進，便是通過“供給管理”加強瞭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即增加瞭國民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支撐條件，並適應瞭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客觀需要。
陳世淵：把供給側和需求側區分開，強調的是不同政策要配合使用，而不是互相排斥。強調供給側，也就是突出改革的急迫性。需求側政策可穩住短期增長，為供給側改革創造條件，從而達到近期增長和長遠可持續增長的平衡。改革的目的是為瞭解放生產力。實際執行上，主要在於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方面提高政府管理績效，降低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激活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提升我國的全球競爭力。
張軍：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是通過政府體制改革，讓更多社會資本參與投資。至於哪些領域需要改革，我認為首先是民生領域。相比全社會平均投資水平，醫療、社保、養老等民生領域的投入明顯不足，需要通過結構改革把比例拉上去。但是拉上去也不一定就是投多少資金的問題，而是要把投入高的領域要降下來。
其次是制造業領域。中國制造業投資的比例在全球來說都處於比較高的水平，但現在由於需求等方面的原因，制造業面臨很大壓力，很多領域投資過多，產能過剩。如何讓制造業在需求受到抑制的環境中還能繼續保持發展，顯然這也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我認為，這需要采取兩種手段，一方面房貸信貸信貸貸款是動存量，利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進行存量的並購重組，把過高的比例降下來，如鋼鐵、水泥等行業，需要有社會資本、民間資本進來，通過並購重組，改變存量；另一方面要進行增量的改革，政府需要放松更多部門，讓社會資本在新興產業、高端產業上有更多投入，增加民間資本的投資機會，把產業結構轉移到適合現在市場需求結構的軌道中來。
上證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給經濟發展帶來什麼？
賈康：這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的平衡狀態，會有利於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下一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而且將會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後勁。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追求“追趕—趕超”式後來居上的現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在政府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緊密結合，特別是把理性的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及長時期內“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
特別應當註重制度供給，在新的時期以全面改革為核心，來促進供給端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以此生成經濟社會升級版所需的有效供給環境條件，解除供給約束，推動改革創新“攻堅克難”、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充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這是續接和有效增強經濟增長動力的“關鍵一招”，也是從要素投入、粗放增長轉向供給升級、集約增長，引領市場潮流而創造需求，得以實質性聯通“脫胎換骨、鳳凰涅槃”式結構調整的主要著力點。
陳世淵：最終可以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共同富裕。
張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推動中國經濟結構升級，經濟結構20年不可能都在同一個水平，需要升級。現在的消費升級很快，中國有大量中產階級消費人群向海外購買消費品和服務，反映國內供給能力在這些領域還是比較落後。所以，通過結構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讓中國的供給能力能適應領先的需求結構的變化。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112/0105237432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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