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
2015年8月，大陸中國人民銀行發佈公告，優化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價機制。匯改之初，人民幣匯率發生了較為劇烈的波動，引起了市場廣泛關注，特別是觸發了境外對於中國加入全球競爭性貶值的擔憂。然而，過分關注人民幣匯率水準變化，是對本次匯改極大的誤讀。匯改是順應擴大對外開放新形勢的重大舉措，核心是完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而不是調整人民幣匯率水準。 一、人民幣新匯改的制度背景 第一個背景是加快人民幣可兌換進程。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2015年3月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發展高峰論壇明確表示，年內要實現人民幣資本專案完全可兌換。隔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上，他又進一步闡述要實現“有管理的可自由兌換”。2015年6月份，大陸國內股票市場的劇烈震盪一度引起海內外對於中國大陸有可能放緩對外開放步伐的擔憂。然而，從7月份以後密集出臺的加快國內銀行間債券市場開放、擴大境內商品期貨市場外資准入等措施看，中國仍在按既定路線圖和時間表推進改革開放步伐。8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更是公開表示，中國大陸政府有信心、有定力推動人民幣資本專案可兌換依照既定的日程表向前穩步有序地實現，而“不是說遇到一點波動或者說遇到一點外邊發生的事情就可以輕易改變的”。 第二個背景是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美元主導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提出了挑戰。為擺脫對美元的依賴，2009年起中國開始了跨境人民幣業務試點，鼓勵人民幣跨境使用。自此，人民幣的全球交易和使用越來越廣泛。2015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首次發佈《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5）》，一改過去跨境人民幣業務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隱晦的提法，正式對外宣告將人民幣國際化納入國家戰略。 第三個背景是中國經濟開放程度已經比較高。從法律制度看，依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七大類四十個子項的資本交易專案中，中國自評估有85%的項目已經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可兌換。從操作角度看，由於對外貿易投資交往規模較大、海內外企業聯繫廣泛、跨境人員往來特別是海外華人華僑較多，加上毗鄰香港特區自由金融市場的特殊因素，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實際可兌換程度又要比法定程度高出許多。因此，即便沒有人民幣可兌換和國際化的進一步推進，資本管制、外匯管理也不可能是鐵板一塊了。2014年3月份的匯改實踐表明，當前貿易大順差、本外幣正利差的形勢下，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是有可能實現的，而且雙向波動以後確能對無風險套利活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匯率制度選擇的國際經驗 第一個經驗就是主要國際貨幣大都是採用浮動匯率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披露的全球外匯儲備幣種構成的七種貨幣中，美元、英鎊、日元、加元、澳元都是長期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安排。2015年1月15日，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以後，也恢復了自由浮動。有必要指出的是，將歐元歸入不可撤銷的固定匯率安排是一種誤導。因為匯率是一種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比價，歐元區內只有歐元這個超主權貨幣，而沒有其他主權貨幣，區內也就不存在匯率問題。鑒於歐元對美元、日元、英鎊等其他貨幣都是浮動的，所以，將歐元也歸入浮動匯率安排更為妥當。 第二個經驗是固定匯率與資本自由流動是危險的政策組合。國內外的經驗教訓表明，不論大國還是小國，只要固守某個匯率水準和某個匯率區間，就容易招致貨幣攻擊。如19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是小型開放經濟體貨幣被攻擊的經典案例。1960年代，美國經濟規模和黃金儲備均面世界第一，但依然美元危機不斷，最終不得不于1970年代初放棄了“雙掛鉤”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安排。1992年，英國遭受貨幣攻擊，最終英鎊被迫離開歐洲聯合浮動匯率機制，而喬治？索羅斯則一戰成名，成為“打敗英格蘭銀行的人”。 第三個經驗是單邊升值驅使的貨幣國際化是不可持續的。如由於19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應對日元升值的宏觀經濟政策失誤，造成資產泡沫，進而釀成了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日元國際化盛極而衰。反過來，匯率貶值也不一定意味著該幣種的儲備資產必定減少。如2014年三季度到2015年一季度期間，美元強勢升值，全球公佈幣種構成的外匯儲備的美元價值減少了2%。其中，美元資產價值基本未變，但其他六種主要儲備貨幣資產的持有量保持了5-14%的增長，只是因為匯率貶值折美元後價值下降。 三、人民幣新匯改的經濟意義 新匯改是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延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14年3月份，將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日浮動區間從中間價的上下1%擴大到2%，基本能夠滿足正常匯率波動的需要，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彈性進一步增加；7月份又取消了銀行櫃檯對客戶辦理結售匯業務的人民幣兌美元掛牌匯率的日波幅限制，至此，掛牌匯率的浮動區間限制全部取消，銀行櫃檯市場率先實現了人民幣匯率的隨行就市、自由浮動。2015年8月優化中間價報價的改革，有助於減少市場匯率與中間價的偏離，提高匯率整體的彈性，是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市場化的重大步驟，與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一脈相承。 貶值是新匯改的市場化結果。2014年二季度以來，我國就一直面臨資本持續淨流出的局面，在國內外匯市場上相應表現為下半年起外匯持續供不應求、外匯儲備總體呈現下降趨勢。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餘額減少了2994億美元，其中962億美元是外匯儲備的實際減少，剩餘部分是因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引起的估值損失。與之對應的是，匯改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市場匯率就一直在中間價的貶值區間波動，甚至經常性地跌停。8月份新匯改之後，讓中間價主要參考上日收盤價確定，也就更多反映了市場供求關係，人民幣匯率下跌就是意料之中的了。但這是供求關係驅使的人民幣匯率下跌（depreciation），而不是人為操縱的匯率貶值（devaluation）。長期以來，國際社會一直在敦促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如果在升值壓力下才呼籲中國做，而貶值壓力時卻質疑中國的做法，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新匯改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立即對市場化改革給予了積極評價，並繼續敦促中國兩三年內就實現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 新匯改對中國大陸的短期挑戰是迅速穩定匯率。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為防止市場恐慌演變成信心危機，央行保持對外匯市場的適當干預甚至採取一些臨時性的宏觀審慎管理措施是必要的，但這還遠遠不夠。首先，中國大陸政府需要採取果斷的、有效的調控政策和改革措施，改善經濟前景、穩定市場信心，這是實現匯率穩定的根本。其次，有關當局要進一步改善與市場的溝通，減少由於資訊不對稱增加市場不確定性，這是減少市場恐慌的關鍵。再次，既然主動的改革，有關當局應該利用“先手棋”優勢周密謀劃，針對新匯改可能出現的各種後果，進行前景分析、壓力測試，擬定和完善應對預案，有備無患，這是增強市場信心的基礎。 新匯改對中國大陸的中長期挑戰是形成匯率雙向波動。當舊體制向新體制平穩過渡後，央行要真正退出對外匯市場的常態干預。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下，人民幣匯率能夠形成有漲有跌的雙向波動。而且，這種漲跌是可解釋的，主要是在資訊盡可能充分的情況下看市場指標，而不是去揣摩央行匯率政策。 人民幣新匯制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短期影響是一過性的。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人民幣盯住美元給世界提供了一個名義錨。現在這個錨突然消失了，世界有一個重新磨合、適應的過程。特別是人民幣匯率水準的變化與美聯儲加息臨近等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疊加，導致了近期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震盪。 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加從中長期看對世界的影響是中性偏好。首先，世界主要貨幣之間匯率大都是浮動匯率安排，經常性地出現匯率的大起大落，所以，不應過度解讀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加的溢出影響。其次，如果靈活的匯率政策符合中國大陸的利益，如增加大陸國內經濟政策的獨立性，更好吸收內外部衝擊等，那麼中國大陸好就世界好，總的溢出效應也是正的。再次，如果確有必要在大國主要貨幣之間匯率保持相對穩定，那麼中國大陸是樂意參與國際匯率政策的協調，在多邊框架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而這不應是中國大陸單方面承擔的國際義務。（大陸國研網專供，作者：高級研究員 管濤） 【中央網路報】
新聞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本報特約-金融透視-管濤-從貨幣國際化看人民幣新匯改-023500260.ht銀行信用貸款代償民間信貸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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